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草案）

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有关要求，推进《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相关工作，完成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的建设，支撑并服务于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建设，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充分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特色风格，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充分体现国家和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充分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为教材建设、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智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

建设“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系统性、战略性地进行课程教材的基础理论建设研究，结合理论建设，使课程教材在实践应用的研究中更具典型性、可行性与指导性，使前瞻探索更具时代性与创新性，国际比较研究更具针对性、时效性与前瞻性，使基础教育阶段的优质教材资源更加丰富可用。

基地的建设要服务于国家总体的教育发展与教材建设战略布局，为课程教材研究提供更加丰硕的系统化研究成果，为教材的建设、管理与政策制定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智力支撑，为教材建设的实践提供更加突出的支持，力争在教材建设上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具体而言，第一年，主要对教材实施现状进行研究，摸清家底，目的在于发现问题，形成一系列调查报告；第二年，在已有的有关教材的硕博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教材的实践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教材在落实立德树人推进课程改革，实现学与教的变革的经验反思与总结，目的在于为教材建设和实施献言献策。与此同时，可进行教材的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如完成中国教材发展史通史的梳理，教材审查制度的比较研究等；第三年，开展特色研究，重点解决教材的前沿探索，并思考如何开展数字资源建设。

三、基地定位

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坚持“以教材育人、促学促教”为宗旨，以把握教材建设方向、提高教材建设质量、加强教材建设研究为目标，充分发挥基础教育教材研究、指导与服务功能，使之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研究的专业智库。

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同时致力于促进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应用“研以致用”，为更高水平的基础教育教学提供有力支撑，为更高水平的基础教育教师发展提供支持，加强立德树人，通过教材研究，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贡献力量。

四、主要任务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以效果为导向，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相结合，开展教材前瞻探索与国际比较研究，服务于我国的教材建设研究，对应产出调研报告、咨询报告与研究报告等成果，形成推进教材资源建设的合力。

（一）基础理论研究

1. 教材国家事权研究

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1]同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再次从制度层面强调“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重要性。事权，即管理事务的权力，作为中国教材治理的基本权力运行方式，凸显了国家力量主导的教材建设路径。这深刻地揭示出“教材建设的意识形态属性，表明教材建设事关国家利益，属于国家社会文化事务，必须由国家统筹管理”^[2]。

在知网以“教材国家事权”为关键词检索，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关注该研究主题的是西南大学罗生全教授团队，他们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建设的发展脉络，发现“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始终贯穿其中，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统权—分权—统分结合”这一清晰的权力运行轨迹；[3]从立德树人和文化自信的双重脉络、法理与学理的双重维度解读了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内涵、性质与价值[4];论证了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法理逻辑[5]、权力属性和运行原则[6]、学校落点和向度以及发展愿景[7]，探究如何推进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有效落实。此外，部分学者认为统编教材建设[8]、实施[9]是落实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关键环节。

总而言之，国家事权是教材建设最上位、最顶层的设计，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然而当前学界对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我们认为，要不断加强对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内涵研究，努力贯彻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即在研究时，依据国家政策和现实的具体要求，严格按照三年行动计划开展行动。一方面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好中国底色和发展根基，确保教材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育人目标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具体而言，要把文化自信全面渗透到教材工作中，提高教材编写的主体性和原创性，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编写出具备强学理性、国际一流水准的原创性教材；另一方面，要回归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本体探究，进一步厘清其内涵、性质与价值，从而为中国式教材建设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提供负责任的知识系统与价值辩护。

2. 教材本体论研究

从西方哲学中来看，本体论作为一门学问起源于对万物本原的追问。从哲学的观点出发，某一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是要在与其他相关事物的关系中得到体现，从不同视角研究该事物可以看到该事物具有不同的属性，并能从其中概括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10]。在教材研究领域，开展教材本体论研究，就是要厘清教材的内涵与外延，明确教材与教辅、教学资源、教学材料的区别与联系等。

回顾探索历程，学界对教材本体论研究关注点各不相同。关于教材的内涵，徐斌艳从课程角度定义教材：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中使用而设计的资源（材料），这些资源往往是印刷并出版的，也被称为书面课程[11]。关于教材的性质，钟启泉认为，传统教学论将教材限定于概念和法则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教材”不仅包含各种概念、原理、法则、理论，而且包括心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各种方法、步骤、运算、规则、技术，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2]。关于教材的形式，随着科技的革新，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多数学者从传统的纸质教材转向数字教材的研究[13]。还有学者关注教材中的几对基本关系，比如本土化与国际化、思想性与科学性、政治性与教学性，传承与创新等基本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不断发展，在“互联网+教育”时代背景下，我国数字化教材蓬勃发展。为了全面推进数字教材建设，发挥教材在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等方面的功能，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强研究。第一，加强数字教材的理论研究。数字教材首先是教材，其教材的特质要先于其电子产品的特质。但目前数字教材的理论研究远远跟不上实践的步伐，甚至数字教材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至于数字教材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对教学的意义等等，更缺乏清晰认识。失去理论的引领，没有全面检测的质量门槛，市场占有是唯一的标准，进入课堂的数字教材，可能会以炫目的技术淹没了本真的追求，这类数字教材某种意义上就是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引爆。第二，辩证思考教材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目前，我国教材研究在学习国外优秀经验时，在一些教学中引进外国原版教材，这一举措有利于开阔我国教材研究国际化视野，对自身教材研究的不足进行反思。但同时要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辩证思考教材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稳步提升我国教材研究的国际化视野，又清醒保持本民族教材研究的特色。

3. 教材学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教材从“一纲一本”演变为“一纲多本”，课堂教学中“教教材”发展成为“用教材教”，教材的研究与建设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教材研究以丰硕的成果回应了教材发展与建设的诸多问题。尤其是2001年以来，教材内容与呈现方式的改变，促进了课程改革真正的发生。教材研究日益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随着对其研究的聚焦，教材研究的学科化倾向愈加明显。有学者认为，所谓学科，通常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学科是一种关于知识的分类体系；第二，学科涉及一套特殊的行为规范与方法；第三， 学科关系到特定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念[14]。

教材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15]，我国教材研究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多学科视角的学术研究领域。[16]有学者考证教材学建构的基础，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教材研究的主题日益丰富，包括教材编制、评价、管理制度等，教材研究的视域不再局限于教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学科逐渐介入，形成多视域的结构性研究体系，教材学已是呼之欲出[17]。有学者对教材学科性质、学科范畴、学科功能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逻辑推展。[18]有学者论证建构教材学的必要性，[19]还有学者面向未来，提出教材学建构策略[20]。

综上，教材研究与建设的成果呼唤着“教材学”的构建。作为一门学科，教材学的建构既有绵延累进的历史积淀，也有内驱生长的理论逻辑，但就其学科自立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情境与理论逻辑的内在关系中前瞻规划。我们认为要深化教材理论体系建设，加强教材研究的学科化导向，构建中国特色教材学学科体系。首先，就要推动教材理论研究视域的转换，以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夯实教材学理论基础，通过学科交叉，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教材学的学科谱系。其次，长期以来，我国教材研究颇受西方教材理论的影响，生拉硬扯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要提高我国教材研究水平，必须基于中国教材历史发展道路，加强教材研究的本土特色，凝练教材学中国概念，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理论体系，形成中国特色教材学话语系统。最后，对于教材的编写应该进行全链条式的研究，确定育人目标、课程设置，依据心理发展以及专业的角度完善教材的呈现和编排。进行教材研究时，要拓展思路，从课程实施检测以及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状况的检测的角度切入，关注问题解决、创造性等关键指标，更有目标的进行教材编写。其中课程标准的研究、高中课程的修订，都涉及到内容结构化和学业质量标准的问题。可以结合基地已有学科的基础，形成一些共同性的质量要求，发挥学科专家的优势，从课程体系方面进行完善和建设。

（二）实践应用研究

1. 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研究

2022年4月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则明确提出，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安全、生命安全与健康等重大主题教育有机融入课程，增强课程思想性”[21]。为深入落实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分别印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若干指南或纲要，对重大主题教育目标、内容范畴、载体形式、学段要求、学科安排等做出顶层设计，要求做到统筹设计、系统安排，给各个重大主题教育如何进课程教材指明了方向。

在国内，重大主题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路径探讨之上[22]。一是从课堂教学角度，深化重大主题教育在学科思政中的渗透。如朱张虎[23]通过大、小课堂来推进重大主题教育进思政课堂；二是从校园文化角度，强化学生对重大主题教育的认识，如李艳提出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从而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及革命传统教育[24]；三是从主题教育活动角度，学习重大主题教育的相关知识，如李璐璐、何桂美提到，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专题讲座，将“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对接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25]。

当前研究大多从微观的角度出发，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学科课程及领域，尚未从课程的角度对重大主题教育的本质进行思考，适用范围较小。长期以来，课程教材中重大主题教育有所涉及，但不够系统、完善，存在碎片化现象，缺乏顶层设计。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需要以有机融入为基本方式。重大主题涉及的概念、理论有的比较抽象，大中小学生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认知水平、生活经历有限，必须加以转化，不能简单照抄文件或贴标签。

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下的课程整合最终要回归到操作层面，政策、学校、教师都会因课程形态的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从这三个方面出发进行系统的思考，将宏观的、框架式的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才能推进重大主题教育背景下的课程整合。

2. 教材插图研究

自2017年以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以加快课程教学的改革，以适应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课程标准的下位概念，教材制作也备受关注。为了更好地实现核心素养的落地，采取“一标多本”的教材开发。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即《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可以预想，各级各类教材的插图制作上更加贴近学生视角，将教材向学材转向，实现学材可视化的科学、合理、丰富、多样，进而减轻补课成风的主观需求，缓解家长和学生焦虑，达成国家“双减”之目标，为家庭教育开支减负，为我国教育发展和人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26]。

好的教材插图给人愉悦的体验的同时，降低认知困难，达到素养的提升。通俗地看，假设学生拿到教材，能够不自主地喜爱上教材的书写风格，深刻理解教材插图中描绘的知识发生过程，甚至不经过课堂教师的讲解，仅通过结合教材插图和同伴互助就能掌握课程的核心要义，从教材插图中获得审美、解惑等愉悦的阅读体验，是教材插图之功能所在、价值所在[27]。

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关注教材领域的热点问题、现实难题，切实提高教材质量，提升课程教材育人水平。牢牢把握教材与课程标准的关系，加强依据课程标准编写教材的实践研究，切实提高教材质量。深刻领会课程性质、课程理念的指导意义，把握学科性质，研究如何将课程标准创造性转化成教材；开展教材与课程标准一致性的实证研究，突出问题导向，全面分析当前教材落实课程标准要求的优势、不足，凝练修订教材的具体建议。加强教材使用与效果监测的研究，发现和反馈教材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教材使用效果。围绕师生的教材观、教材使用影响因素、使用方式等，探索提升教材使用效果的策略；推进教材使用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搭建本领域教材使用与监测平台，监测当前教材的使用情况与育人效果。

当前要重点关注教材插图研究、教材作业系统研究、三科统编教材的难度与容量研究、支撑拔尖教材编写与使用研究。

3. 教材作业系统研究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其中明确要求进一步提升学校作业设计质量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双减”政策的逐步实施，意味着基础教育要逐渐回归到学校“主战场”，而教科书是学校教育教学最主要的依据和工具，其编制的水平与质量能否在“减负提质”的号召下发挥作用，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国内关于教材作业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于语文学科。顾黄初、顾振彪在《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中指出，按照一定的目标有计划地设计出一套“练”的方案或题目，便构成教科书中的作业系统[28]。因此，作业系统可以定义为，在语文教科书中，以培养学生语文知识、语文技能和语文素养为目标，依据一定逻辑顺序而设计和组织的一系列贯穿教学过程始终的思考题、练习题、探究题等学习任务的集合。中学语文教材的基本结构是由范文系统、知识系统、作业系统和导学系统这四个系统的编组而形成的。范文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主体部分，教材中的范文正是学生训练能力、培养习惯的重要凭借物，这种能力和习惯只能靠扎扎实实的训练逐步养成。教科书中的陈述式内容是通过语言描述直接向学生提供或解释课程学习的内容，通常包括学科基础知识、基本逻辑、基本方法等，同时可以以文字和图表的形式来呈现陈述性知识、过程性知识和拓展性知识。“陈述加活动”中“活动”可以表现为讨论问题、探究主题、小实验、调研和方法应用等形式。由于练习作业不仅仅呈现为知识的描述，还具有指向巩固和检验学习成果的目的，练习作业一般还需要带有学习活动、学习任务的形式。

作业系统作为教科书系统的子系统，要加强与语文教科书系统整体以及其他子系统如知识系统、 选文系统和助读系统之间的联系。但在教材作业中，存在着相对忽视了语文知识的积累、拓展阅读探究任务较为繁重、表达与交流类训练较难组织、任务不易直接进入课堂教学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作业系统中的单元学习任务要以核心任务为引领，整合单元全部学习内容和学习材料设计结构化、逻辑化的实践活动。这些任务相互关联、前呼后应，构成一组结构化的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前瞻探索研究

1. 基础教育教材未来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大和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都对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要站在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的高度，抓好教材工作。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课程教材，高质量完成地方课程教材修订和审核工作，进一步增强教材育人功能，全面完善教材工作体系。

随着现阶段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为适应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需要，满足互联网时代学习特性需求，需要建设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多种介质综合运用、表现力丰富的新形态教材。基于人工智能应用到教育场景的探索，可以与专家合作，到一些民营企业进行实地调查，深入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除人工智能以外，脑科学方面的一些前瞻性研究对教育界也有很大的启示，可以依据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来改变课程、教材、教学、评价的体系。在关注国际比较的情形下，努力将新形态、数字化和教学资源形成合力进行建设研究，且对于急需、突发的问题要重点关注。基础教育数字教材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资源，其发展需要教育界、技术界和出版界的协作与共同努力。

基础教育教材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从纸质教材到电子教材再到数字教材，从静态媒体数字教材到多媒体数字教材再到富媒体数字教材。集合了文本、图形、图像、动画、音频、视频等多种形态，嵌入多媒体学习资源及工具，整合了产品、平台、服务等技术支撑和服务系统。在教育教学领域，特别是在基础教育课堂中的普及与常态应用，成为推进教育信息化改革的关键与核心要素之一。

在教材的社会影响研究方面，要最大力度集合学校专业力量。如可以与新闻传播学院的专家合作，基于教材舆情进行教材建设与管理的成就经验梳理的宣传策略研究。同时联合校外专家的力量，共同加强教材基地的建设，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加强教材建设与管理。

2. 数字教材开发、编写、应用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愈发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我们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技术的迭代升级及其推动数字教材发生的持续性变革，让我们不能够忽视数字教材的强大力量。

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国内最早探索研发基础教育数字教材的机构，将各学科教材和教辅电子化后存于储存卡中形成人教版第一代电子教材。目前，国内基础教育教材都是以纸质教材为蓝本进行开发，将纸质教材内容富媒体化，在其基础上增加教学资源、学科工具，教材平台上还集成了教师教学、课堂互动、教学评价、学生作业、家长交流以及数据分析等功能。数字教材的发展速度在基础教育教材中最快，这不仅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外部需求，也是中小学教材体系创新的内生要求。

尽管数字教材的技术体系逐渐丰富，但教育数字化赋能作用还不明显。仍存在“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内容和服务框架有待完善”、部分数字教材“并未提供给学科工具，其功能基本上都以阅读器支持数字教材的浏览和使用”、数字教材“用户体验质量仍然较低、功能设计不友好”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数字教材的实践应用，还限制了数字教材的发展。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智能技术将推动“人—物—环境”自动强交互的智慧教材。智慧教材是数字教材的升级版本，有望解决上述问题。

3. 数字教材制度和标准研究

制度保障关系到数字教材的应用质量和应用效率。目前，数字教育的制度保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在设计研发层面，为保障数字教材开发的规范性以及数字教材产品的高质量，数字教材研发单位实行“三审三校”制度，同时关注测试封装和上线与技术平台的匹配检测；二是应用保障层面。周全的后续服务支持系统，在应用前、中、后都有技术团队支持、教材使用培训、教学教研支持等全要素、全流程的服务保障体系[29]。

基于新时代国家课程教材建设整体要求，基础教育数字教材在设计上进一步体现专业化和科学化，并在内容编排、功能设计上不断完善，更贴近教材管理要求和教学应用需求。

从国家课程标准的限定、教材管理与审定要求、用户角色区分、版权保护与技术实现等多维综合确定数字教材的边界范围，在内容编排与设计上更符合国家课程标准要求与课程改革趋势，更贴近基础教育教学实践需要，质量评定更科学、合理。整体上进入标准化阶段，实现不同版本数字教材间的数据统一与协同应用。融入更多前沿技术到基础教育数字教材中，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等。这些新技术能实现个性化的数字教材生成与内容推送，优化数字教材的版本高速更替和版本控制，使数字教材具有更好的应用体验与教学效果。

（四）国际比较研究

1.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国际比较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教育从原来的“民生”板块前移到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板块，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放在一起来阐述，凸显它们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战略性支撑，体现出党对教育事业的价值和地位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要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无疑在核心位置。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日法芬兰为代表的许多国家着手改革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并取得显著成效。在知识经济化、信息全球化与教育民主化的全球潮流下，美国面对知识、技能存在差距的问题，提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英国面对国家课程陷入困境的问题，提出了为未来生存做准备的目标；日本面对固化教育显现病理的问题，提出了培养国际社会的日本人的目标。在改革措施上，三国均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强调信息技术的作用并注重课程内容的均衡。在课程评价方面，三国均注重改善评价标准、丰富评价主体并完善评价方式[30]。法国基础教育改革目标为“为学术学业成功提供共同文化的基础”，并提高教育质量，通过跨学科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31]。芬兰教育质量比较高是国际共识，1970年以来进行了五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近两轮改革注重科学课程的重建与强化和弱化学科界限，分别采取了打造科学综合课程、强调科学概念性知识学习与培养学生的“横向能力”、推行多学科学习模块、将学校建成“学习型组织”的举措。显著特点在于指导思想从建构主义到现象学理念，培养目标从满足社会需求到关注个体发展以及课程模式从分科为主到兼顾跨学科[32]。

课程是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课程实施方式及效果对基础教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自2001年以来的新课程改革推动了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提升教育质量与学生主体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着教育差距大、教育质量不均衡等问题。各国国情不同，经济政治制度不同，课程改革目标方法评价方式等有所不同。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各国基础教育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在于课程目标上既要服务社会又要兼顾个人；课程内容上既要重视传统又要兼收现代；课程评价上既要保障科学又要兼怀人文。

2. 基础教育教材改革国际比较研究

教材是国家意志、文化传统和学科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是教学、考试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党和政府对教材建设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早在1977年，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就敏锐地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要求[33]。”

在知网以“教材改革比较研究”为关键词检索所得论文较少。以数学教材比较研究为例，一类是针对研究所设计的学段和内容划分具体知识点的对比研究，一类是教材整体内容设置与结构编排的比较[34]。李淑惠等以人教版高中数学教材（Ａ版）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校数学项目（UCSMP）高中数学教材中呈现的圆锥曲线例题和习题为研究对象，发现在问题情境水平上，人教版教材绝大多数问题为纯数学背景且更注重抽象的数学概念；美国UCSMP教材的数学问题有更多真实多样的实际背景，更强调数学在真实世界中的应用[35]。蔡岸琛以函数主题为例基于跨学科视角对中美高中数学教材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教材在非正文、正文、例题和专栏部分跨学科内容较多，习题部分较少，且知识点过于集中和重复，呈现的学科知识面不够广[36]。

在教材质量上，应遵循教学规律与学生成长规律，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在教材内容编写上，应适当增加跨学科内容，并拓展跨学科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以恰当的呈现方式将跨学科素材融入教材各部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资源。

3. 教材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

教材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政治产物、是国家治理的权力媒介、 是国家构建的基本方式。教材制度建设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和管理问题, 隐藏在其背后的正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问题[37]。在知网以“基础教育教材制度”为关键词检索，发现教材审定制度方面的研究较多。教材是知识载体也能体现教育内容教育思想性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是国家意志与主流思想的表达[38]。教材审定是教材建设的重要环节，关乎教育质量，也关乎国家事权。我国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教材审发制度：国家是教材审定的唯一主体、教材审定是行政许可衧为、三部门发挥协同作用、政治性和思想性是首要审查标准[39]。

英国基础教育没有形成统一的教材制度，英国采取的做法是让各类外部考试和证书制度引领教材内容，让市场决定教材的命运。教材编写与出版自由，中小学教材使用权一般由校长老师商议决定。广义上教师的讲义也属于教材，英国突出的特点在于教师会精心设计内容简介又富有操作性的大纲性材料，这就对老师提出了挑战[40]。日本大多数教材由民间教材发行公司出版，为保证教材质量由文部科学省负责制定《教材规范与标准》与审定教材。教材发行公司为获得收益前期会投入大量成本并召集各学科领域专家撰写教材。同时日本有许多具有研究性质、以社团形式存在的教材相关协会，这是保障与推进日本教材有效发展的重要机构。此类协会不仅以组织化形式优化教材发行环节，还开展教材现状研究、教材发展对策研究等学术活动^[39]。日本教材审定制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体系完善、脉络清晰。美国教材审定制度则与教育改革紧密相连，2010年发布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对美国K-12年级教育阶段学生所应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形成了出版商、州级教育机构和地方教育机构三方审定主体，较为规范、公开的审定程序和比较科学、有序的管理机制[41]。

英国、美国、日本虽然在教材编写选用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在教材审定方面也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与完备的法律体系。去年人教版“毒教材”插图事件引起人们对教材审定的广泛关注。我国教材审定中仍然存在着适法无据、立法滞后、审定标准过于宽泛和笼统、公众参与和监督问责救济机制缺位、审定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借鉴国外经验，立足中国国情，我们应当规范细化教材审定标准，建立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并完善教材审定专家遴选和培训制度，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材审定队伍。

五、组织实施

（一）组织领导与规划

为切实提高基础教育教材基地建设的水平，基地所在单位要高度重视，在形成了本基地的三年行动计划落实方案和三年任务清单后，建立规划、落实台账制度，明确各项任务责任主体，制定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及时研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确保行动计划顺利实施；同时积极落实“一把手”责任，确保行动计划组织实施的人、财、物等条件保障到位：一方面所在单位要大力引进教材研究的专门人员，保障基地的专业性，在人才培养方案体现出对教材研究领域的重视，设立专业方向，增强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的人才储备；另一方面基地要充分利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教材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相关单位优质资源与支持；同时有计划地举办、参与国内外的优质课程教材研究会议，如定期举办国际课程教学教材研讨会等，从多个角度提升基础教育教材基地的成果质量与影响力。

（二）总结交流与互鉴

为与整体基地建设的要求与目标一致，保质保量地完成基础教育教材的成果任务，基地建立定期报送材料制度，形成本基地建设的内部交流材料；围绕基础理论、实践应用、前瞻探索与国际比较四方面展开研究，报送材料至秘书处与基地总秘书处，并围绕三年行动计划，积极参与教材基地的成果展示交流会；同时将教材研究的高水平产出成果投送各教材研究专业性期刊与专栏，扩大研究成果的含金量与影响范围。

（三）成果产出与经费使用

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基地应坚持目标成果导向，强化实绩实效，规范经费的使用与管理。围绕行动计划与成果任务，每年形成基础教育领域标志性教材研究成果；按计划在三年内实现所有计划中任务成果的完成，并满足相关专家对成果的质量评估；经费分别来自国家教材委员会专项拨款、所属单位支持配套经费与自筹等方式，严格按照国家教材基地与所属单位的有关财务规定执行。